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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所长的口中说出来，自然称得上是极高的评价。
“所以我才来找你们。”
杜义山也不搞什么弯弯绕，把手里的茶杯放到面前的桌子上，直接开门见山：
“你们敢不敢在运7-200A项目上验证这个工程模型？”
坐在对面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。
这个问题，不好回答。
从推导方式和模拟计算过程上讲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
但二人和杜义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一样。
尤其是易元和。
这是几人的位置不同所决定的。
从941（载人航天）工程开始，华夏的工程项目逐渐确定了一个主基调：
总工程师拍板，总工程师负责。
与运7-200A有关的任何事务都由总工程师易元和进行最终决策。
而相应的，如果这个由常浩南创造的、由杜义山推荐的工程模型应用到飞机设计上之后出了问题，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易元和。
也就是权责统一。
如果把杜义山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必定也是一样的思路。
易元和点燃了一根烟，把过滤嘴放进嘴里猛吸了一口。
如果这个模型只涉及到非线性颤振分析，那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。
先吹个风洞验证一下模型精度，如果过关的话再进行试飞。
风险总归会小一些。
但这个颤振主动抑制……
距离西方第一次提出概念，也不过才十几年时间。
在飞机设计领域甚至还没有真正应用过。
由于涉及到气动控制面的动作问题，又很难靠吹风洞来验证。
因为缩比的风洞模型干脆就是没有气动舵面的，就算做出来了，也没办法按照常浩南写出来的控制率去操纵。
至于全尺寸模型……
运7飞机29米翼展，换了新机翼之后更是将近35米。
实在找不出这个尺寸的风洞。
所以就得在理论验证之后直接试飞。
这个风险可就大了。
要知道目前正在进行适航试验的就只有1架验证机。
这架独苗除了担负本项目的验证之外，实际上也是对华夏与国际接轨的全新适航条例CCAR25的一次验证。
万一出了问题，他本人遗臭万年是小事，耽误了整个华夏民航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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