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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，现在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，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”，希望“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，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，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”。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，文研会要彻底改变文学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，要造成一个文学的大托拉斯，把文学纳人整个“人生事业”的系统运作之中。
在《文学研究会简章》中，第一条是命名，第二条是“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、整理中国旧文学、创造新文学为宗旨”，这一宗旨包揽了当时中国文学事业的全部。另外八条，则分别规定了人会条件和程序、本会事业、会议召集办法、选举制度、费用来源、分会制度、修正办法等。如此严密有序的“简章”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亘古未有，这本身即可充分说明文学研究会至少在它成立之初，已是一个颇具会党面目的“组织”。
文学，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，本来是最无组织、最无计划的。《文心雕龙》云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”，“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”。然而，由自然情意生发出来的文学进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后，与这个系统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，便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。所以，文学一方面是混沌的，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。它的混沌或有序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状态保持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，故《文心雕龙》又云：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。”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，文学的主要社会作用是“原道”、“征圣”、“宗经”，对维系社会统治发挥辅助教化的功能。然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以后，在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境况中，这个民族开始意识到，不富强就无以生存，而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无以富强。这个民族不是没有资源，不是没有钱财，不是没有技术，不是没有骨气，更不是没有人力，没有精英，而是没有把这一切集中起来进行有效运作的一个体制。因此这个国家才四分五裂，兵连祸结。而要建立起一个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与物质能量的体制，首要的一点和标志性的一点在于，这个民族的话语必须统一，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须统一。无论对于民族的前途来说是悲剧、喜剧还是闹剧，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峻现实。表面看去专制无比的封建政府，实际上远不能控制和领导纵横万里的泱決大国。现代型的民主国家，权力虽非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，却能集中在一个“民族意志”之下，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。这样，就产生了一个“理性”问题。只有在理性的筹划与监控之下，这样的现代权力才能诞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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