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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散文是在战斗中横空出世的。
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，现代散文就在打倒“选学妖孽，桐城谬种”的否定句式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。一次次的进攻、辩驳，不知不觉中，作为战斗武器的文字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风采。它使用清楚明白、逻辑严密的白话，不为圣人立言，抒发个人意志，高张科学与民主的旗帜，自由驰骋笔墨，爱憎分明，充满激进批判的青春气息。正是这种文字的冲锋陷阵，为新文学全面扫清了一片开阔的战场。各种体裁的新文学创作才得以登场打擂，而现代散文的诞生，也就自然孕育于其间了。
1921年，正是这种战斗性的散文发展到髙峰的时期。最有代表性的，是《新青年》于1918年首创的“随感录”。“随感”二字，在今天不起眼得很，中小学语文教师就常常布置学生做“随感”。但在“五四”时期，这“随感”却是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的载体，是打破“文以载道”堡垒的炸药包。随感录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一个大宗——杂文。《新青年》以外，李大钊、陈独秀主持的《每周评论》，李辛白主持的《新生活》，瞿秋白、郑振铎主持的《新社会》，邵力子主持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等，都开辟了“随感录”专栏。其他许多报刊则辟有“杂感”、“评坛”、“乱谈”等栏目，与“随感录”一起把“杂文”推到了现代散文的前台。其中产生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钱玄同等一批优秀的杂文家。从《新青年》到《莽原》、《语丝》，再到30年代以后的《萌芽》、《太白》、《中流》，战斗性的杂文成了现代散文最有分量的组成部分。
1921年6月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9卷2号上发表了三篇随感录，篇幅虽小，但气势磅礴，充分体现了陈独秀杂文的“王霸之气”。《下品的无政府党》第一段如下：
我前次听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即虚无主义的无政府党，在中国读书人中还总算是上品；其余那一班自命为无政府党的先生们：投身政党的也有，做议员的也有，拿干俸的也有，吃鸦片烟的也有，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，对人说常同吴稚晖先生在上海打野鸡的也有，做陆军监狱官的也有，自称湖南无政府党先觉到处要人供给金钱的也有，以政学会诬人来谋校长做的也有，书已绝版尚登广告劝人寄钱向他购买的也有，谋财杀害嫂子的也有，可以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了。
这一段痛斥如同开花炮弹，四面飞炸，骂尽了那些假革命以谋私利的无耻之徒，堂堂正正，不容辩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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